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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以前的廢止中醫風波

在今天的中國甚至世界，恐怕不會有什麼人提出要廢止中醫，若果真的有人說這樣的話，那麼大家即使不認為他是精神病，也只當是酒後胡言。然而，在70年前的中國，這樣的議論卻是家常便飯，時常在報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類似的鼓噪，瞭解那段歷史的人，肯定有所耳聞，即使不瞭解，稍微熟悉一點魯迅的，從他對中醫那深惡痛絕的態度，大概可以推測，在那個時代，中醫在這些精英眼裡是個什麼形象。不過，連我這個學近現代思想史專業的人，也決沒有想到，在五四過去十年的時候，這種廢止中醫的書生議論，居然被剛剛獲得政權的國民政府打算付諸實行，從而惹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亂子。
在1928-29年間，剛剛定鼎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其實並不完全像我們的黨史和現代史教科書說的那樣，喪盡人心，分崩離析，至少中產階級和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對之還是充滿期待的，而這個政府也是蠻想有所作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為，依然像當年火燒趙家樓的學生小子一樣，未免有幾分毛手毛腳，廢止中醫之舉就是一例。事情的經由是這樣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衛生部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國中央衛生會議，名曰全國會議，實際上參加者只限於各個通商大埠的醫院（西醫）的院長、著名醫生和少量的衛生行政人員。在1929年那個時候，中國的西醫比起大清國那陣來，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雖說內定派系紛亂，跟英國人學的叫英醫、德國的叫德醫、意大利的叫意（義）醫，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對付起中醫來，卻是同仇敵愾，換言之，中西醫之間的敵意甚深。在這樣的氣氛下，由清一色的西醫人士參加的中央衛生會議自然對中醫沒什麼好臉色，會上廢止中醫的呼聲甚囂塵上，結果是通過了一個舊醫登記案，規定所有未滿50歲從業未滿20年的舊醫（中醫）從業者，均須經衛生部門重新登記，接受補充教育，考核合格，由衛生部門給予執照，方才准許營業。而50歲以上的中醫，營業對象也有限制，且不許宣傳中醫，不許開設中醫學校。在這裡，有四個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兩個是論戰雙方的主角，一個叫余巖，系當時的名醫，有過留日的經歷，舊醫登記案就是他提出的。一個叫陳存仁，系當時上海的名中醫，著名的《中國藥學大辭典》的編撰者。還有一個是幫腔的，名叫褚民誼，此公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曾經留學日本和法國，系政界學界與商界的活躍人士，時兼上海醫師公會（專屬西醫）監察委員，據說是此次會議的推動者之一，此公後來入了汪精衛的幕中一併做了漢奸，所以後來陳存仁將賬都算在了他的頭上。最後一位要算當時的衛生部長薛篤弼，此公系馮玉祥夾袋中的人物，於西醫中醫概無所知，僅僅由於是北伐後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四家分肥，馮分得衛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長，他雖然也算是新學堂出身，比起前兩位來，卻土多了，不過，此公雖土，號稱於中西醫兩不相袒，但從他事件前後的言論看，屁股卻明顯地坐在了西醫或是說科學一邊。
在中西醫勢同水火的情勢下，由西醫主導的衛生部門來考核登記中醫，結果不問可知，事實上等於斷了50歲以下中醫的命脈，砸了他們的飯碗，而且，議案行文，很明確地提出要廢止中醫，登記只是一種廢止的過渡辦法。故爾此議一出，舉國歧黃之徒為之嘩然。於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風的上海中醫挑頭，全國中醫界發起了一場頗有聲勢的請願抗議活動，一時間，滬上報館中西醫互打筆仗，南京政府機關中醫請願、請飯、遊說軍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學各界添亂式的兩下聲援，真是鬧煞了國人，喜壞了報人（報紙銷路大增）。結果是舊醫登記案不再執行，大家不了了之，中醫照舊把脈，而民（醫）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著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來，大家一起去關注戰事，看下段新武戲，將這段文戲忘了個乾淨。
跟中國所有的一時誰也吃不下誰的爭論的雙方一樣，名稱之爭是吵架的重要一環，雙方都免不了要互賜惡謚，在中西醫吵起來之前，軍閥們已經集體打了十幾年亂哄哄的電報仗。醫界是懸壺濟世的，故爾還比較客氣，西醫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為新醫，而中醫則自稱國醫，不承認西醫是新醫，偏叫他們西醫甚至洋醫。跟軍閥們官匪、正邪之類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醫之間相互擲來擲去的四頂帽子，新舊、國西，恰恰點明了這場風波所蘊的思想史內涵。自從國門被開啟之後，中西文化之爭，隨著國中的節節敗退，不知不覺之間從華夷之爭變成中西之爭，最後又變成了新舊之爭，顯然，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此消彼長，前面華夷語境裡的褒貶，到了新舊語境中，不僅僅褒貶顛倒了過來，而且有了進化論意義的肯定與否定，對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更具有殺傷力，或是說懾服力。
我們看到，此次中醫的存廢之爭，又一次成了新文化運動時很熱鬧的科學與迷信之爭，只是，這次的科學與迷信論爭，雙方的立論卻沒有本質的不同。西醫攻擊中醫不科學，自在情理之中，他們將中醫的陰陽二氣、五行生剋、經絡脈案等等統統打入張天師胡大仙一黨，舊醫登記案的提議者余巖乾脆稱中醫為依神道而斂財之輩。由於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學、物理以及藥理學做後盾，他們的氣很粗，明顯處於攻勢。奇怪的是中醫們也沒有祭起扁鵲、華佗的大旗，抬出《黃帝內經》、《王叔和脈經》的道理來反駁，在他們看來，竊中國醫藥卻有優良治效，徒以理論上不合科學、致不得世界學者之信仰，此固醫藥之起源先有經驗而得治效，後以理想補其解釋，不克偏於哲理，治效卻是實際也。近日西人證明中藥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載符合，且廣設學會研究漢醫，而國內學者亦相率以科學方法整理髮揮，漸得中外學者之信任。（《大公報》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緊緊抓住效驗兩字來做文章，似乎憑借的也是科學與洋人。
但是，如是一來，中醫們的底氣未免比西醫要差了一點，畢竟要論科學，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論爭中，西醫總是咄咄逼人，大有氣吞對手且氣壯山河之勢，在他們口中，那些請願的中醫不僅是為了保住自家飯碗的蠅蠅之徒，而且簡直跟拳匪（義和團）一黨，屬於阻礙進步、阻礙改革的罪魁禍首，這裡，余巖的一段氣勢磅礡的話不可不錄：反對廢止中醫是不許醫藥之科學化也，是不許政府有衛生行政也，是不許中國醫事衛生之國際化也，是坐視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謀所以振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必枯守誕妄不根之玄學時代落伍之國粹而後快。鐵路可廢也，不妨駑馬十駕；軍艦宜禁也，何如艄艫千里。長槍大戟可以敵槍炮，而兵工廠為無謂糜費之事矣；八股策論詩賦歌詞可以得英才，而算術理化為奇伎淫巧之學矣。不識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氣象、略識之無，即可以高言氣化，竊研造物之奧妙。而科學實驗，以真本事實力量從事者，為畫蛇添足之舉矣。陰陽氣血寒熱補瀉諸膚廓籠統之談，足以盡病情淪藥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藥物之學，可詈為骨骼堆中殺生場上學醫矣。不許維新，不許改革，雖疆城日削，國權日喪，以至於國破家亡，同歸於盡，亦悍然不顧。是逞一朝急氣之憤，而忘邦國之大計者也。（《大公報》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七日）這種抑揚頓挫、且駢四儷六的行文，不說是字字珠璣吧，至少在氣勢上令對手啞上半晌，看來我們西醫的文字與中醫一樣，都是八股制藝老家底的貨色（這一點中醫似乎又差了一招，西醫可以用八股文章來罵陣，而中醫卻沒法炮製一篇洋文字回應）。文字本身是什麼形式並不要緊，關鍵是這種上綱上線的論法讓人受不了，直是將亡國滅種的罪過，一股腦都怪在中醫尤其是請願不要廢止中醫的人們頭上了（看來，中國產生大批判的文字一點都不奇怪，不吵架則已，一吵則非上升到路線高度不可，從市井婆媳到海上聞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來，中醫之與西醫，就像駑馬與鐵路，帆船與軍艦，長槍與槍炮一樣，一個該送博物館，另一個才是當世之驕子。
中國人的進化論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貨外加學說教出來的，這種教學的副產品之一就是混進了兩個等式：西等於新，中等於舊。西則意味著進步、文明、科學；中則意味著落後、愚昧、迷信，這其中，實用層面的效驗無疑是人們意識轉換的關鍵環節。換言之，中國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進步的，是因為他們親眼所見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制度學藝比自己的強，因為有效驗，所以才相信。而中西醫之比，卻遠不像中西槍炮艦船那樣的簡單，在西方文化的凱歌行進中，中醫一直是一個例外，在西醫的和時髦的文化人的聯合圍剿下，中醫其實並沒有真正丟失陣地，內含在當時中國最洋氣的上海也是如此。雖然中醫陣營中也有許多庸醫，甚至江湖騙子（這一點，當時西醫的記錄也不見佳），在真才實學之輩卻也不在少數，他們手下的醫療效果，並不比西醫差，甚至屢有西醫已經判處死刑，而被中醫治好了的事情發生（這種事今天依然存在），這一點，就是對中醫懷有偏見者亦難以否認。而且，最令西化論者難堪的是，中醫的醫案可以重複，也就是說，同樣的病用同樣的藥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學試驗可以重複一樣。西醫難以將中醫掃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難以在療效上徹底壓倒對方，尤其是在內科雜症上，中醫居然有公認的優勢。即使是新式的知識分子，到了上個世紀20-30年代，也並不是人人都像梁啟超那樣，動手術割壞腎，結果被錯誤地割掉了好腎，依然堅持維護西醫的名譽，一旦病得厲害了，一樣是誰醫得好找誰。這也許正是西醫不得不求助於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的強力干涉的原因。
當然，無可否認，西醫們的動機並不只在為一己爭地盤而剪除異己，他們確實有推進中國現代化尤其是醫療衛生事業現代化的意圖在裡面。但是問題是，時間已經到了20世紀20-30年代，中醫還能妨礙西醫的發展嗎？無可否認，當時中國的西醫不多，據說整個國家才不過6000餘，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當時的衛生部長薛篤弼也承認，全國只有十分之二三的縣有西醫。但一則西醫才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且主要在20世紀初才有較像樣的發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能有如此規模，已屬可觀，二來醫界的發展主要是受市場和國家發達程度的制約，中國當時就是那麼個發展水平，諾大的國家進出口額抵不上個小小的比利時，連瓶碘酒都要進口，自然依賴工業和裝置發展的西醫就難以上檔次。況且，當時的醫療事業，主要是靠市場調節的，對於醫療市場而言，決定市場分額的一是療效，二是價格，價格上中醫要比西醫便宜得多，而療效西醫又難以有絕對的優勢，所以，兩者只能分割市場，而不是一家獨佔，即使在較開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於那些沒有西醫的地區，並不是因為那裡中醫佔據了市場，而是那裡根本沒有西醫生存的條件，即多數人貧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醫的地步，除非教會免費施醫散藥。應該說，對於所有不發達國度而言，人們的觀念和當地傳統的醫生對於外來西醫的進入是存在過一定的影響，在中國，當傳教士醫生剛剛將西醫西藥散向人間的時候，這樣或那樣來自觀念和傳統醫生的阻礙無疑是會產生些影響，但到了連中醫們也口口聲聲說科學的時候，這種阻礙即使有，也相當微弱了。其實，在醫藥方面，人們傳統觀念的障礙有多大，我是有懷疑的，許多傳教士醫生在回憶中的確提到過許多中國人觀念阻礙他們行醫的事情，但他們的回憶也提到，這些阻礙的大多數都靠著他們當時並不高明的醫術克服了。畢竟中國人是個特別務實求驗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驗，他們是樂於放棄成見的，尤其是人命關天的時候。我曾經在非常落後的農村生活過，那裡的醫療衛生條件以及人們的觀念並不比20世紀20-30年代強多少，但是，只要醫生（屬於西醫系統）能治好他們的病，他們所有的既成觀念都會服從醫生的指示的。
當時在中醫們鬧著請願時，各界也發來一些聲援電報，為他們壯聲勢，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說是由於中醫的緣故，中國才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報》民國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說，這種將中華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歸功於歧伯與黃帝發明的高論，無論如何都是講不通的，但中國眾多的人口與落後的醫療衛生狀況，卻成了中醫請願儲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區沒有西醫，四億多人口與六千餘西醫的巨大反差，無論如何都是政府的衛生行政機關所要正視的現實，也就是說，當時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畢竟要靠中醫來料理他們的疾病。中央衛生會議上西醫們火藥味十足的議案，雖然讓中醫感到了生存的危機，但本質上與五四時期的書生議論並無不同，都解決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請願的中醫們恰是抓住了這一點，向國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員疏通呼籲，結果將衛生部弄了個裡外不是人，薛篤弼坐在了火爐上，連老闆馮玉祥也來電罵他，所以結果只能是，大家鬧一場，西醫們白費了腦筋、口水和筆墨，回到自家診所和醫院徒呼負負，中醫們歡慶勝利，一起吃大菜。
誠然，中醫們此次的勝利的確是令參與者興奮的，請願的組織發起者之一的陳存仁先生，幾十年後還屢次在自己的各種回憶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但是實際上，中醫們的勝利是要打一個大折扣的，中醫雖然經由抗爭，贏得了繼續生存的權利，但畢竟公開地承認了對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對手的道理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然而，就中醫理論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陰陽五行，經絡脈象之說，跟西方科學畢竟存在著難以打通的隔膜，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反而與西學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諸如道教、方術等等倒是難分彼此，相互間有著血濃於水的聯繫，客觀地說，從張仲景到李時珍，實際上並沒有跟方術劃清界限，各地的中醫，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醫，也或多或少有點醫巫不分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醫和西醫是分屬兩種文化體系的醫療和動作手段，要想互相說明和解釋至少是非常困難的，而以西醫的價值為標準來評判和衡量中醫，跟帶了有色眼鏡甚至哈哈鏡看東西其實也差不了多少。內含我們所說的醫巫不分，其實只是我們現在的感覺，即已經接受了西方科學價值觀而後的觀察做出的結論。在西醫或是西方的語境裡，中醫的針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難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學發達如今日，中醫基本要素如經絡，任何科學手段依然無法證明其實體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經歷了針灸治療的，都能真切地感覺到確實有經絡和穴位這麼回事。在這場中醫存廢的論爭中，西醫說中醫沒有科學上的根據，而中醫卻要強調科學的實證來證明自己，中醫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畢竟，在那個時代，科學是具有無窮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學低下自己的頭。誰說五四科學與民主的啟蒙沒有成功，至少科學一詞變成了法力無邊的魔杖。也許，那個時代的大多數老百姓並不如此想，甚至連科學二字都聽不懂，但是，畢竟一個社會有音效大和音效小甚至無聲群體的分別，在某種情形下，只要音效大的群體認可這種道理，那麼這個道理就會變成社會的公理。這就是為什麼當時還很幼稚（整個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視機），數量遠不及中醫的西醫們敢於提議廢止中醫，而聲勢浩大的中醫卻只能哀兵求告，還要加上疏通和賄賂才能抵擋的緣故。事情就是這樣奇妙，當這個社會或是說國度的大多數人還並不知科學為何物的時候（內含某些高喊科學的人），對科學的名詞崇拜卻能暢行於世。
事件過後，褚民誼沒有像傳說的那樣向國民黨的三全大會提議廢止中醫，而是改而呼籲提倡科學，選拔人才。衛生部長薛篤弼則聲明中醫不可廢，但要科學化。實際上，以西方醫學理念建立的衛生部門（雖然當時還很幼稚），本身與中醫是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的，衛生部門要想建立現代的衛生體系，勢必要改造中醫，用當時《大公報》社評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的醫家對於世界醫學界實負有一種特別使命，曰解決中西醫問題（很可能是張季鸞的手筆）。再說，當時的中醫自身卻也存在著難以掩飾的家醜，像我們前面提過的，庸醫太多，雖然庸醫的存在西醫也難免，但中醫界混世的人絕對值畢竟過於龐大，僅僅讀過《湯頭歌》就出來朦世的大有人在。這是由於中醫的傳承過於個化，傳習的過程過於經驗化、體驗化，個體之間差距太大，缺乏一個基本的尺度來衡量，而且中醫總體上沒有消毒衛生的概念，對中國人生存環境的衛生健康以及防疫實在不利。只是從那以後，中西醫問題的解決，基本上是單向度的。國民政府的衛生部要求中醫從業要經由考試（西醫也需考），但考試的內容則以西方醫學為主，而且西醫考試通過稱醫師，中醫則稱醫士（當然，比起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的中醫只能稱Herbalist，意思為種植或販賣草藥者還是要強一點）。對中醫中藥的研究整理，也大體上按照以西方醫學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中醫中藥的路徑進行。實際上，在事件發生的時候，中醫中藥的地位已經發生了一點微妙的變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學者已經注意到了中醫中藥的作用，開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藥），中醫們在請願時，也就此作為例證，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不過，西方的中藥（也稱漢藥）研究，基本上是藥理探究，屬於西方科學研究的範圍，目的充其量無非是將中醫中藥作為要素攝取進西醫體系。可是這種理路，卻實際上貫穿了改造中醫中藥的全過程。到今天，中醫中藥確實走上了一條科學化的道路，中藥成劑可以批發生產了，但也越發像西藥了。一批又一批醫學精英本著科學的理念，用科學的儀器來探索經絡的實存，當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進了中醫院，診斷上的望聞問切不見了，儼然化驗、照相、透視、CT這一套，開出的藥，也是中西合璧，成劑多湯劑少。毫無疑問，中西醫高度結合了，但中醫實際上已經成了拾遺補闕的角色。一代一代的醫學發展下去，有名的西醫層出不窮（主要是好刀－外科與眼科等），可有名的中醫卻在老一代相繼謝世後不見了，一位中年中醫告訴我，現在哪有中醫，我們都是西醫。當然，我這個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認這種路徑的合理，但是，我想問的是，有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再往遠看一點，自我們的國故被以同樣的科學精神與方法整理以來，諸子百家的學說最終還不是變成了某某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為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高明或是前衛一點的，則是從西學角度生出問題意識，再以西學的框架和理論加以論證，中國所有的東西內含我們的國中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論證的材料。所以，同樣的問題是，就算這種形式的整理國故是不可避免的，還能不能有第二種模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學的概念和框架，來整理我們古代的學問？我們的孔子、老子、孫子的學說，能不能不像中藥的當歸、熟地一樣，只落得在人家儀器面前做材料的命運？
中醫還是舊醫，這其實並不是一個過去了的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