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和中醫學的關係,一般而言,就其內在的文化本體的一致上,是在哲學層次上的統一。因此,道教對中醫學的重大影響,就必然表現為以道的本體論對中醫學發展所作的哲學貢獻。關於道的哲學研究,以及對中醫學的發展的關聯研究,學界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是,由於西方文化和哲學對中國文化發展在近代以來的濫殤,致使對道教和中醫學的關係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影響,這種對中醫學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醫學的發展遲緩甚或倒退。顯而易見,中醫學的形式化研究的模式悖離了道的哲學。限於本文的篇幅,本文就道的本體論對中醫學的影響進行哲學反思,在此基礎上提出中醫學向道教醫學模式發展的理論問題。
一、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和中醫學
道教哲學與中醫學的發展密切關聯,以中醫學為主體而言,在哲學上表現出以《周易》、道教、中醫學三位一體的道本體論的系統關係。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在中國文化中可謂一以貫之。表現為道統文化特的中國文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最高目的,因此,儘管中國文化的內容博大精深,但都沒有離此鴻的。就中醫學自身的發展而言,以道的哲學思維模式所受的影響就更是顯而易見。就中國文化的歷史而論,由於社會實踐中的問題所引發,對道的抽像和身體力行成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體內容。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道規範自己的理論體系,並直接的影響了《易傳》的形成和歧黃之術的理論體系。表現在哲學思維上形成了所謂的「醫易相通」和「醫道相通」的哲學觀。道教為徹底貫徹和實現道家的終極關懷問題,以人生的終生修道為實踐,在練功的實踐中由於對中醫學的需要,實際中的道教與中醫學的關係就必然表現為道教學者以道的哲學觀對中醫學的具體運用,以及在修道的實踐中以自身的練功實踐對醫道的理解而發展為道教醫學。因此,道教學者是在修道中身體力行的發展了中醫學,並結合練功的機制,對中醫學的陰陽、氣血、經絡、三焦、精氣神、以及辯證施治和理法方藥等理論及實踐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其中,不但以醫道對身體的作用加深了對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體理論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為中醫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為人稱道,例如葛洪、陶巨集景、孫思邈等人。
顯然,中醫學是主體存在價值關係的主體自為的學問,而道教則是超越主體存在的自為的價值從而達到自在的學問。具體而言,中醫學在道教哲學的影響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制定了中醫學的醫學模式,而道教則具體的套用了中醫學對人體理論的認識,尤其是唐宋以後道教的內丹理論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鑒中醫學有關精氣神的理論的結果。這些,都表明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
我們在當代討論道教哲學與中醫學的關係問題,最重要的當屬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的問題,非但如此,就人類哲學自身進步的需要,也極需從道教哲學中汲取營養,以走出當代哲學的困境,所以,對道教哲學的研究應當是當代哲學研究中的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體論哲學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是被斥之為形而上學。所以,對道教哲學及道教醫學的研究是相當薄弱的,因此,應當引起重視,這不但為中醫學的繼續存在和發展之必需,以推動中國傳統醫學模式的進步,為人類作出新的貢獻之必然;就走出當代的哲學困境而言,對道教哲學的研究也必然在發現其對本體論的貢獻中認識到其重大的理意義和社會實踐意義。
因此,道教哲學的道本體論意義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以道本體論對人的存在及醫學模式的定位,將決定中醫學的今後的發展方向。表現為當代氣功熱形式的文化現象,已透視出道教本體論哲學的潛在影響。但進一步對氣功理論的深入研究受到當代思維模式的限定而出現重重困難,因此,對道教本體論哲學的正本清源──對道教哲學在哲學發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體上對人的存在的終極意義的關切和可能實現的方法論中實現當代哲學的革命,是道教哲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礎上,在對道教哲學的終極關懷所能實現的道路中,反觀中醫學的理論和實現其在當代社會中的合理定位,以發現西方醫學模式中的問題,並在人類存在的問題中發現其本質的問題,以此映現出道教本體論哲學的重要,在這一共識的基礎上使人類的存在模式和所實現的價值與自然之道真正的統一起來,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從自為轉向自在。顯然,這已超出了醫學模式所研究的問題,也正是這樣,才顯現出中醫學的整體和全面,因為中醫學歷來主張人的生存環境的自為不但是醫學應注重的,同時也是政府和社會應與其統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醫」的主張在當代不失其重要的社會和歷史的意義。
二、道的形上學及其對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統一
道的形上學問題及其在哲學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學的形式來定位,其中需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是道教哲學何以能夠成立,及其道教哲學的優越何在以及對當代哲學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意義。
道教哲學何以能夠成立,這一問題自在於道教的思想體系之中,若果以「智慧」定義哲學,毫無疑問,道教的思想體系中處處充滿智慧,若果從黑格爾的哲學標準定義哲學,則道教哲學並不屬於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哲學體系。道教哲學表明,道教哲學以「道」的本體論規範主體的修為與「道」合一,這種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本體論地位始終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源於道家的「道」的哲學,並以「道」規範主體的修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質上是「道」哲學的統一。今天看來,這種哲學在人類哲學中儘管有相當多的內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現的重要是相當明顯的,因為主體的存在本質及其實現在本體中的地位是人類哲學的終極關懷之所在。顯然,其中的形而上學與《周易》的形而上學同出一轍,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醫學體系的形上部分與《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學統一,這在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文化的整體,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醫學不僅是醫學,而是關於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學問。中醫學所包括的道德和倫理的思想,以及人文關係,天人合一及運氣學說的規則,都表明實際上的中醫學被中國哲學所內含。
但是,應強調指出的是,中醫學的哲學因其對主體的關懷所必需,導致其重要的理論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終極關懷中汲取。若果說中醫學的發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對主體的終極關懷的理論形式而成功的解決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論和醫療實踐中的問題,那麼,這一歷史事實所反映的道教哲學中的關於解決終極關懷問題的成就本身就成為當代重要的哲學問題。
老子在《道德經》中規範了道的本體論意義並在相當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體的方法論。《周易》在基本的意義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學問題。關於人的存在的本質問題,這始終是哲學的重大問題,但西方哲學對此已無能為力。由於《道德經》和《周易》以道的模式對這一問題的限定,使之對人的本質存在的形式問題沒有在基本的哲學意義上給出,所以,人類的存在的所有問題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質問題是當代哲學應重點解決的問題。中醫學在映射這一問題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質問題,尤其《內經》中的有關論述,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的存在的本質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受《周易》的道器之論之啟發,形成了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並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點,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間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時空的模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並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將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的重大的中醫學的哲學問題。（限於本文的篇幅,有關的具體論述請參看筆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醫學的醫療模式及其在當代的發展道路
自晚清開始的西方哲學的思維模式在中國近代和當代文化中的主體地位以來,對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維模式及其哲學的中醫學範疇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的模式進行了解釋。對於這些解釋,已成為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的主流,但是,由於哲學本體論在西方哲學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學作為主體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確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因此,從本質上重新把握中醫學的思維模式及其哲學───道家和道教哲學對中醫學的重要及其在當代的發展方向,是相當重要的。
若果思維模式和其產生的對思維的形式的統一是哲學的自在,那麼,一定的知識形式將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哲學只是從形式中所發現的基本規則。因此,就中醫學的形式而言,若果承認其是不同於西方醫學的獨立的形式,那麼,自在的哲學就是與西方哲學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與西方醫學是西方哲學所生成的醫學形式一樣,中醫學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形式。所以,從中醫學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學思維,體認其自在的哲學,也許是比以西方哲學為主體的研究模式對發現中醫學的哲學模式更為有利。
長期以來,有關中醫學的哲學的研究,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其哲學思維屬於辨證法的思維模式或樸素的辨證法,由於中國哲學的自在模式產生的中醫學,使以西方哲學中的辨證法的方法認識和研究中醫學形成相當大的曲解,由此導致不但不能從本質上認識中醫哲學,而且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了相當大的障礙。因此,從哲學上的正本清源就是當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中醫學的主要理論之一,兩者的理論關係在哲學中的統一,構成了獨具理論特色的中醫的治法和治則的諸要素,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係反映出中醫學中的認識論的哲學體系,是與中國哲學的本體論一脈相承的。探討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的關係,分析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國哲學內涵,是哲學的重要任務,而道教學者在修練和醫療實踐中總結出的功理功法,無疑是對問題的解決,而這些應在當代加以研究的。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是對疾病認識並採取關聯的醫治專案的中醫學的重要的理論,兩者反應出的對疾病的認識,就人是自然界的整體存在物於其中而言,是相當深刻的。八綱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病因辨證等,辨證雖有相當多的模式,但以陰陽為體。《周易》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論,是辨證的總綱。施治與辨病施治雖表現為「同病異證」、「異病同證」、「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等較為複雜的關係,但只要在陰陽上辯病識證,就可事半而功倍。總之,中醫學理論體系是一種進階的綜合的學術修養,與形而下的西方醫學絕不相同。
由於以上的中醫醫療特點的存在,中醫學人才的培養的教育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這關係到中醫學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就目前我國的中醫學人才的培養教育體制而言,由於與中醫學自在的規律相悖,已嚴重的阻礙了中醫學的發展,降低了中醫的醫療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醫學人才也青黃不接。
我認為,中醫學的發展道路應在以下的改革中進行:
1,改革中醫學的教材。應編寫中醫哲學教材,增加開設以「道」為基本內容的「中醫哲學」課,鍛練加強學生的哲學思維能力,使學生建立起一定結構的中國哲學的思維模式,以利於中醫學的學習和中醫的醫療實踐。不但如此,還應在普通小學教育中,增加以中醫學為基本的世界觀和養生學教育,真正的使學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對生產高素質的中華民族而言,這一點也是相當重要的。
2,中醫人才的培養道路,應走「師徒制」,這是中醫學內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模式之傳承所必需的,這不但為中醫學技術的口授心傳特點所決定,更多的則是中醫學的道德倫理的特色所限定的問題。實踐表明,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為中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醫聖手。但現代的中醫教育體制下少有這樣的人才出現,其中的教育體制不可不徹底的反思。
3,中醫學問中,向有「學醫三年,天下無不治之病;行醫三年,天下無可用之方;」之論。因此,中醫學不同於其它學問,其所探索和解決的問題,是中醫學者終生所追求的學術問題。所以,政府在醫學的管理模式上,應尊重中醫學的學術特點,保護和禮遇中醫學人才,使其學術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並為其創造優越的學術研究和生活環境,使優秀的青年能夠走進學習中醫學的大們並為此而貢獻。這是保護和發展中醫學的當務之急。
4,改革中醫學的醫療模式,採用以中醫診斷為主、西醫醫療儀器診斷為輔;中藥和道教內丹療法為主、西藥為輔的治療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補不如藥補,藥補不如氣補」的重要的醫療思想,因此,中醫療法應採用以重在內養精氣神、以合大藥為內藥的治法治則為主,輔以中藥調整和治療的道教醫學體系。道教醫學體系的實行,不但可徹底根治疾病,提高人們的生存境地,並可在相當的程度上補中醫和中草藥資源的緊缺。因此:
6,中醫院的辦院方針應以道教內功為主,藥物為輔;療養與治療並重的醫療模式。對患者授以道教內丹功法、四時養生、動靜相宜為輔的醫療思想,在練功中輔之於中藥。這一醫療模式的實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後的生活實踐中持之以衡並長期受益。
以上應為中醫學在當代發展的長期國策。
總之,中醫學是人類文化中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寶貴的財富,在其發生和發展的歷程中與中國道家哲學息息關聯、與道教學者的身體力行的醫療實踐中所做的貢獻密不可分。但是,中醫學儘管理論成熟,門派眾多,在歷史中所形成的醫療模式表明（以中醫七大門派的理論為主）,其治法治則上的主體部分都是採用投以中草藥物、以經方為主、時方驗方為輔的醫療方法。在人類理不斷進步的當代,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不斷深入,隨著當代哲學革命的完成,中醫學必將最後完成以道教醫學為主體醫療模式的轉向,而這一轉向是在近代就應完成的,只是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致使這一工作無法進行。歷史將表明,厚西薄中是淺薄的。在當代中國文化熱的國際大環境中盡快的完成這一工作,使中醫學在世界醫學中重放異采,中國的哲學和醫學學者責無旁顧、任重道遠。我們當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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